周二受搜狐“30年30人访谈”专题节目邀请，客串主持人与著名经济学家华生教授做了一场关于改革的对话，主要涉及三个话题，包括大家关注的股权分置改革问题，华生教授对股改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现将对话内容放在博客里，供博友参考。

    主持人刘杉：大家好，这里是搜狐改革30年30人访谈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刘杉，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经济学家华生教授。

    我简单先介绍一下华生教授，华生教授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校长，他兼任中国侨商华商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南大学兼职教授，还是武汉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华生教授他经历了30年改革的重大进程，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三项制度变革中，华生教授是主要的理论提出者和推动者，这三项制度变革包括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制和股权分置改革。首先请华教授和大家打个招呼。

　　华生：大家下午好。

　　第一部分 “双轨制”是经济平稳过渡的必然选择

　　刘杉：我们大家都知道，在80年代，中国曾经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制度改革，叫做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应该是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重要的起点，或者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我们现在就请华生教授谈一谈当时为什么要提出价格双轨制这个理论，如果没有双轨制，那么价格改革能不能推动，或者说能不能有所突破。

　　火柴调价惊动政治局 计划经济不得不变

　　华生：当时价格双轨制改革的背景提出来是在1984年，那个时候还是改革初期，1984年以前中国是叫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基本上应该说是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候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国家来规定的。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火柴，当时火柴一盒是两分钱，火柴的价格要变动，政治局会议就讨论，当时大家的观念是我们是社会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像火柴这样一个涉及到每个人使用的东西，尽管很小，但是要上政治局会议上研究，谈价格能不能动，它对整个社会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1984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那年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小平讲这个全会提出了一些新东西，是老祖宗没有的，主要就是什么？指的就是提出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到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经济作为落脚点，实际上应该说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端。这句话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来，市场经济在那个时候，高层意见不是完全统一，但是能够在这个上面统一思想，小平当时就说这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是过去所没有的，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说出的新东西。在这个背景下，要从计划经济为主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上面来，怎么转，显然，不可能一下子把价格放开，跳到市场经济，第一是条件不允许，所有东西都是计划管制的，一下放开了以后，社会会混乱到什么程度，这是从效果上来说。从政策指导思想上，也不可能，你想我们刚刚统一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可以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尽管是商品经济，还是有计划的，你怎么可能说国家什么都不管呢，那肯定也不行。在这个方向上怎么改，就变成一个当时整个经济改革面临的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做？

　　莫干山会议谋划改革思路

　　在这个背景下，当时改革的实践也在推动，由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的乡镇企业，那个时候都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很快，包括像现在我们讲的煤矿，小煤矿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80年代初期，农村经营小煤窑，乡镇企业开始挖煤。这样客观上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农村小煤矿产的煤，他卖的时候不一定完全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如果市场紧俏了可能价格就会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合法的，煤炭价格，国家是有一个规定价格的。当时实践上存在着这个推动，就是说84年提出来，从农村改革转到以城市为中心环节的改革，城市改革第一个难点碰到的也是价格，如果价格都是死的，那市场经济怎么搞？没法搞。所以正是在这个背景下，84年，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会议，被称为莫干山会议，当时是由中青年搞科技工作的人组织的，现在已经进入到中央领导了，比如王岐山、马凯，后来省部级的更多，都是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和主要的组织者。

　　刘杉：应该说那个年代经济学最活跃的就是这帮中青年的学者。

　　华生：对，因为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所以最初的好多力量都是跟农村改革有关系，所以有农村发展组，有农村政研室，当时王岐山就在农村政研室下面工作，我们记得我们研究生到全国搞调研，要领钱就到王岐山那儿领钱，利用暑假、寒假到全国农村做调研，调研回来把报告给他。他当时就有这个背景，这样再转向城市改革的时候，由媒体出面，我记不得是不是有工商时报。

　　刘杉：84年还没有。

　　华生：大概有十多家媒体，有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有十几家媒体，那个时候媒体很少，十几家媒体出面组织，实际上是这批中青年在谋划，这个会议显然背景很不一样，因为很多领导人的秘书都到会议上去了，当时中国面临着这么一个大的突破性的发展，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发挥全国中青年的作用。当时面向全国征文参会，寄来了好象是好几千封论文，根据论文选人，选了一两百人。这样召开的莫干山会议。在会上当时有好多专题，其中一个当然就是价格改革，有农村改革等等，分了十多个专题。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在莫干山上见面的，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人，有些人我们以前没见过，大家都在那儿碰见，大多数应该说都是研究生，像我们都是研究生。

　　刘杉：那个年代的研究生都是有过工作经历的。

　　放调结合“双轨制”思路应时而生

　　华生：跟现在不一样，差不多都有了十多年以上农村工厂的经历。所以在会上面，关于价格改革提出两条思路，一个就是以调为主的思路，这个像田源，他当时已经研究生毕业了，在国务院价格中心，考虑了这些思路，调整这个价格。会上李剑阁也去了，他们说不能大调，要小调，小步多调，逐步接近市场指导价格，我们在会上把这个叫调态，目标大家是一致的，怎么逐步从计划价格向生产价格靠近，有的是通过一次两次大幅调动，还有一种是小步快调，逐步接近市场指导价格。另外一种思路是放开，就是说把市场价格放开。一开始是调态和放态竞争的非常激烈。后来我们几个人也都是研究生，但不是一个单位的，主要以我们社科院学经济的研究生为主，好几个所，然后再加上人民大学的蒋雁，我们凑在一起，大家都是年轻人，讨论的非常热烈，后来我们觉得调、放，都有它的道理，但是好象都有它的缺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了放调结合，就是把调和放结合起来，计划外的部分放开，计划内的部分调整，加快这两个价格来考虑。所以又给起个名字叫“放调结合双轨制”，在会上就提出了“双轨制”。提出来以后，在会上是得到很大的共鸣，就是中青年，不光是搞价格，搞其他的研究的，可能大家都觉得中国的国情更适合双轨过渡。会上提出来过后，正好当时是国务院国务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到杭州，会议组织代表向张劲夫汇报会议讨论结果，就把我派去了，去汇报价格。

　　刘杉：派了三个不同的代表？

　　华生：不，价格就一个，大概有十个组。

　　刘杉：应该说那个时候大家已经有一些共识了。

　　华生：那肯定是有共识，不然也不会这么派。我代表价格组去汇报双轨制。我印象张劲夫没有表态，当场没有表态，但是他问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双轨制怎么讲，放开之后会出现什么问题，问了很多问题。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汇报的时候，他是站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听我们汇报。从来都是领导坐在那儿，没有领导踱着步听汇报的。后来我们知道他一回北京，就在国务院会议上就提出来双轨制放调结合，他认为这是一条路子。所以后来会议结束了以后写报告，会议总报告，有关价格改革的专题，包括每一个专题都有一个报告，但是价格这个下面还附了两个不同思路的改革，一个是我写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还有一个好象是田源写的以调为主的东西。以放为主那个东西为什么没写，我估计可能是有些过激吧，可能是这样，所以就附了两份报告。也可见，其他的报告都没有，其他各个专题报告下面都没有分报告，只有价格，第一当时说明了是会议的焦点，另外也是价格专题争论的最激烈，因为一个报告不能概括这些不同的观点。后来这个报告送到北京来以后，很快张劲夫就做了批示，认为有非常大的价值。原话我记不清了，后来很快国务院领导也做了批示，这样从85年2月开始，中国就开始取消对计划外的价格控制，计划内调价我们本来就有，再放开计划外价格的控制，一方面内部在调，一方面外部在放，这个后来被认为是双轨制改革的开始。85年2、3月份，国务院下的这个文。所以大概双轨制起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实际上真正围绕双轨制的争论是85年以后。因为过去没有这个，也就没有争论。一出来以后，争论就很大。首先在理论界看法不一，说双轨制非驴非马，算个什么东西，又不是计划又不是市场，批评比较多，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对这个也是持否定态度，我们国家有些经济学家也不太以为然。

　　刘杉：世界银行应该是比较主张市场化的改革，他们为什么否定？

　　“价格闯关”遭遇滑铁卢，“双轨制”和平演变突破价格关口

　　华生：他们是从规范的角度出发，觉得双轨制这个好象说不太清楚，规范里面没有这个，西方经济学里面没有双轨制的。我们国内也有一批人，他们主张全面配套改革，就认为双轨制这个是一个冲突性的道路，应该是用全面配套来改革价格、税收、财务统一动作，过渡到一个新体制。所以从85年开始，实际上就一直在争论，真正的争论是从85年开始的。加上双轨制实行过程当中由于两种价格并存，有倒买倒卖的现象，也增加了社会上的批评。所以这样，从85年到88年，关于这方面的争论非常激烈，就是对双轨制究竟怎么看。当然我们是后来在经济研究上写了很多文章，包括给中央写的报告，实际上价格双轨制仅仅是一个标志，实际上双轨制的过渡是跟中国这种双重体制并存这种转换是互相适应的现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既然你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能一步跳过去，双重体制并存，逐步的削弱计划经济，逐步的增加市场经济，这个过程一定是会存在的，所以双轨制实际是我们国家双重体制过渡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查了我们85年给中央写的报告，我们说双轨制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我们找到了冲突性较小，兼容性很大的转轨模式。当然反对的人就说这个冲突性很大，举了个典型例子批评，好象是在同一条路上开车，既可以靠着左边开，又可以靠着右边开，肯定到处都是撞车。所以80年代争论很大。应该说中央高层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也是在权衡。在一段时期当中，应该说想迅速的转换新体制的思路占了上风，那些人不认为双轨制是一种改革，或者说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在88年有一个价格闯关。价格闯关，大家知道，由于价格闯关触发了通货膨胀预期起来，出现了全国的大抢购，闯关时间不长就停止了。应该说88年价格闯关是失败的，与89年的风波应该说有直接的联系，就是通货膨胀预期起来，造成了社会经济不稳定。有很大的关系。89年之后陷入治理整顿，这个时候也没有人谈闯关，也没有人谈双轨制。一直到92年，小平同志南巡，提出来要进一步改革开放，要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到92年，71年改革拉开的时候，大家认为经济改革最困难、最危险的关就是价格改革关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就是说88年要闯没闯成，92年再回过头看，中国确实是通过双轨制的过渡把这个大关无形当中给消化了。

　　刘杉：是不是就是89年以后关于计划那块在逐渐的缩小？

　　华生：是这样的，实际上计划的部分由于增量的部分，最初双轨制提出来的设想就是计划的部分，不断的上条它的价格跟计划外靠拢，增量的部分都是计划外的，计划外的部分越来越大，计划内的部分就是不变小，它也在变小，双轨制最初我们提出来是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这个过渡，那么也差不多是90年左右。当然由于89风波，包括治理整顿，很难说89以后的治理整顿是加快了市场化改革，肯定不是这样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小平同志92年也不会去讲要思想解放。应该说治理整顿的时候是有一些回潮，大家认识有一点反复，但是可以看到即使在反复过程当中，由于市场增量的部分，放开了以后，一年一年它的比例就是越来越大，所以这样在92年以后这个问题就消于无形。这就是为什么等到90年代中期之后，包括到现在，80年代当时对双轨制，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双轨制，国内基本上是否定态度占主导地位的。等到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97年休克疗法带来的问题，从国际上开始转向，认为中国的改革过渡，包括双轨制过渡有它的可取之处。而且从结果上来看也比较成功。

　　“双轨制”改革没有完全完成

　　华生：这些年来，包括一些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赞扬双轨制。现在经过了20多年以后，大家再回过头来看，应该说更加公认一些，对双轨制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作用的认识也更加客观一些。因为从今天来说，从某种意义上，双轨制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完成。我刚才举的例子是煤炭，一开始双轨制的概念很小，叫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那个年代一开始说的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刘杉：消费资料呢？

　　华生：消费资料是一个价格，那个不好两个价格，你不能到国营市场买一个价，到小店一个价，那个时候还没什么小店。双轨制如果就价格而言就是指的生产资料双轨制。

　　刘杉：由于是生产资料双轨制，是不是有一些权力比较大的人更容易获得生产资料，他在市场上再出售这一部分获得更多的利益？

　　华生：我认为刚才你说的这个说法，现在很多人都会这么看，不是像你这么看。

　　刘杉：当时叫官倒。

　　华生：对，官倒。实际上它是这样，消费资料本身，客观上不太好搞双轨制，因为消费者本身的原因。生产资料，因为生产资料他是间接的最后被消费，所以这一块价格对比的情况非常严重，它又不直接威胁到消费，而我们政府最关心的是价格稳定，消费品价格的稳定，所以他很容易一有压力，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把这一块，不直接影响消费者的部分，他老不去动他，使它累积成越来越难的问题，生产资料价格对比最严重。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说价格双轨制到今天也没完全解决呢？我们可以看看煤炭，84年小煤窑的价格，85年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小煤窑就分开了。我们看到今天煤炭价格还在被管制，其中煤炭价格有过自销的时候，就是你根本不用管制，完全市场化了。但是等到煤炭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这也是自然的，市场毕竟是永远在变化的。行政力量，有一个自然的取向，就是说即使这个价格，双轨制过渡完全过渡到市场化了，他也有一个导向，他会去控制，控制的结果又产生一个新的双轨制。它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生产资料这一块，当政府比较多的考虑到消费者的价格稳定的时候，他容易采取控制的手段，使得生产者的价格和真正的市场需求价格相对应。这是我们今天还面临的情况，就是所谓电煤和市场煤的差别。

　　刘杉：现在这个问题比较突出。

　　华生：就从这一点来看，你就更知道，很多人说当时为什么不搞市场价格，你看我们搞到今天，电煤还没有搞市场价格呢，你就知道这个里面它涉及了多少利害关系，这个利害关系不是你刚才提的简单的个人的利害关系，说这样搞了以后，好，我可以赚钱，可以卖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主要是从政府、国家的角度，他们要考虑社会稳定的时候，他所采取的措施。这个措施这样采取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很多人说那你不要怕，你就让他涨上去，涨上去，政府会考虑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影响到消费者。真正考虑是这个，并不是说因为某人控制了煤炭，因此他想搞双轨制比较好，我可以多卖一些钱，这个不符合规律。你看看今天就知道了。实际情况，应该说今天和80年代还大不一样，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煤炭，大部分小煤矿，提供了将近一半煤炭量的小煤矿大家知道都是私人所有，今天应该说他有更大的动力去倒卖，我们今天不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今天我们政府鼓励倒卖，而是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80年代的时候，尽管那个时候大家叫官倒，实际上80年代私营经济基本上没有，有个体户，个体户基本上倒卖的是消费品，所以那个时候所谓双轨制造成的倒卖的好处，绝大部分都是落在了当时国企和集体企业身上。

　　刘杉：双轨制因为有了倒卖，使集体企业也得到了发展。

　　华生：对，特别是当时的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如果没有双轨制，当时的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拿不到国家计划，那就没法发展了。

　　刘杉：当时是所有制歧视的，计划只给国有企业，像农村这样大批的乡镇企业都没有计划内的生产资料。

　　华生：对，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容易用今天的眼光看那个，就说双轨制你看他们倒卖一下赚了多少钱，都落到私人腰包里去了，实际上那个年代还没有民营企业，所以那个倒卖，倒出来的好处都被国企，被正在改革的国企、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得到了。

　　刘杉：应该说它也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萌芽。

　　华生：对，实际上他促进了市场化这一部分的发展。

　　刘杉：就是市场和消费品都属于市场化这一块的。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再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很多人当时就认为是官倒，官倒通过倒卖批文，然后发了财了，但是我们客观的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它对推动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就是非计划内的那部分企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华生：而且对计划内的企业逐步推动他们走向市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你原来是一个大国企，所有的产品卖出来，比如钢，统统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双轨制出来了，好，国家每年给你收购1000万，你给他，超产的部分可以按照市场价去卖高价，这对国营企业转变思路，了解市场，接受市场规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和一个推动的力量。

　　刘杉：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价格信号，来刺激了他，成为一种价格激励机制。

　　华生：对。

　　第二部分 国企改革要在资本和经营上有重大突破

　　刘杉：说到国有企业，我记得您是85年提出国有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这个改革对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不是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华生：当时大的背景是随着价格改革，实际上我们是同时提出来的，价格改革一展开，双轨制展开以后，我们就提出来所有制改革，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资本市场还没有，私有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刘杉：当时私有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当时只有个体户，当时我记得个体户雇多少工人，算不算剥削。

　　华生：对，七个人以上就是资本家。当时我们提出来在国有经济大的框架下面所有制经济怎么做改革，就提出来要搞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当时我们提出要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各级要建立整个国有资产管理系统，国有资产的管理要用资产的增值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

　　刘杉：应该说这个理论提的还是比较超前的。

　　华生：对，那是85年。

　　刘杉：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

　　华生：当时提出来要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一个是在考评办法上面要进行资产的评估，要讲究资产经营责任，经营者要用招聘和竞聘的办法来选择经营者，把这几项总结起来叫资产经营责任制。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当时讲了，说这跟股份制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话里面还说了，如果是国家控股的，那么资产经营责任制离股份制只有半步之遥，就是跟它差不多了，你一旦有了其他的多元化的投资者，自然你就是股份制，没有多元化的投资者，国家也要通过资产这个渠道来管理企业，而不是用行政管理的手段。这个提出来以后，当时我们在全国很多城市还做了一些试点，当然是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面，我自己还去了沈阳，在沈阳市做试点，在重庆做试点，当时肖扬当市长，在武汉也做试点。市场经济在80年代没有推起来，非常重要的原因确实是有时代的局限性，当时资本市场完全没有。大家对于国有企业要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系统。产权所有者、出资人这些概念，都不太能够接受，我记得我汇报的时候，在专列上向国务院的几位领导汇报，就是要建立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当时一个领导就问我，我印象很深，他说现在我所有的钱都是在财政部的口袋里，你现在让我再搞一个国有资产管理总局，不是把这个钱装到另外一个口袋，多一个口袋，究竟有什么用呢？你就从这个问题你就能看出来，就是当时大家觉得反正这个钱要交给财政的，为什么要交给出资人呢，都是国家的嘛，多搞一个部门，多搞一个系统有什么意义，当时大家不是很理解。但是后来88年还是成立了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当然这个局跟我们想的总局低了一个了。

　　刘杉：是个部级的。

　　华生：而且主要是做政策研究的，并不是像我们讲的唯一的对资产经营、增值负责的，实际上是比今天国资委还厉害的这么一个部门，就是他唯一的来掌控国有资产。

　　刘杉：您当时考虑的就是这个资产管理总局是独立于财政部的。

　　华生：对，当时我们也没有完全说他是独立的，但是这个资产管理总局是应该跟公共财政分开来，是掌管着全部的国有资产，他对全部的国有资产的增值、发展负责任。

　　刘杉：实际上把钱分成两块，一部分是做公共财政，花钱的，一部分就是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

　　华生：用国有资产来挣钱的。当时在80年代，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做了试点，但是并没有发展起来。我们85年提出来，一直到2003年才成立国资委，党的代表大会上才正式提出来要建立国有出资人的制度。这个时候的条件显然就不同了，因为资本市场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然这个改革，我的观点是并没有完成，当时我提出来资产经营责任制，后来我还写过文章，到90年代以后，我说要从资产管理到资本经营，在今天的情况下就要做国有资本的经营了，是资本经营。因为在资本这个层次上才能够跟多种产权结构，多种资本融合，才适应今天这个时代的要求。当然我们现在的现状，应该说就连我们唯一的对资产负责的这么一个出资人制度，目前还并不完备，或者说还很不完备。现在在这方面，也是我准备要研究的一个课题，实际上不仅是以前提出了一些东西还没有做到，当时提出有历史的局限性，在没有资本市场的情况下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天实际上是需要在资本的管理、经营这个方面，应该还要有大的突破，中国的国企改革、所有制的改革才能真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觉得这是前30年可能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刘杉：您在那个时候，当时的改革，89年之前条件是非常恶劣的，您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当时参与了很多重大的决策，87年就出国了，出国待的时间好象还比较长。

　　华生：但是我88年回来了大半年。然后一直到93、94年以后。

　　第三部分 股改很成功

　　刘杉：那一段也是潜心的研究了一些东西，那段历史也比较特殊一些。所以现在大家对股权分置改革比较担心，尤其是从前两年开始正式搞股权分置改革以后，股市又经历了一个涨的比较快速，调整的也比较快，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您写了很多的理论文章，极大的推动了这个过程，但是回过头来看，您觉得股权分置改革做的是比较恰当的还是快了一些，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有想到，急于求成了？包括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谈论的大小非减持的问题，那个时候大家都应该意识到市场供给增加了，均衡价格应该是往下移动的，您谈谈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华生：这是我回国以后，90年代中期回国以后，94、95年回来，开始关注中国的一些问题。在国外，当然在牛津大学、剑桥学了很多经济学，接触了一些先进的东西，潜心做了一些学习和研究，我87年去正好是撒切尔搞私有化的时候，让国有企业上市，我也参与了伦敦的资本市场。

　　刘杉：那个时候大家对撒切尔的私有化理论非常热烈。

　　华生：对，为什么会参与呢？因为英国人很讲公平的，就是留学生到那儿一样可以申购股票，就是国企上市，全国人民平均分配。

　　刘杉：留学生他不是当地的纳税人，也没有国籍，也可以参与？

　　华生：都可以，只要一个人有一个地址，是当时在英国居住的，合法居住的个人都有权申购。

　　刘杉：但是您的资金他会限制来源吗？

　　华生：不限制。

　　刘杉：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如果您是当地的长期的居住者，从国内弄一批资金过去可以吗？

　　华生：我告诉你，是可以的，但是他当时，比如像英国钢铁、英国铁路、英国水务这些都上市，国企上市要给大家一点折扣，这样全国人民申购就很踊跃，包括我们在内，留学生毕竟数量有限，那个时候可能全英加起来可能万把人不得了了。你钱多他不在乎，申购的时候，比如一共有5亿股拿出来申购，结果大家申购要500亿股，5亿不够分，他有一个办法，5亿不够分，他一看，他说凡是申购超过一万股的一股都不给，再看，一千股到一万股的，好，一个人给500股，一千股以内的，每人给300股。他是这种平均分配的办法，你钱多了是没用的，不要说你是中国人钱多，英国人钱更多，那个年代中国人不会钱多，我们就是靠奖学金。

　　刘杉：那个时候您申购到了吗？

　　华生：申购到了。小额申购者一定会中签的，比如你就申购500股，全国平均分配有200股，你一定会有200股。这也是我回国写的第一篇文章，还不是写的股权分置，写的是这个，写的是《股票发行讲一点社会主义如何？》，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我说撒切尔政府这个分配很社会主义，我们这个是谁有钱谁就能申购到。

　　刘杉：他是全民私有化。

　　华生：我在英国，一个是理论上的学习，一个就是参加了伦敦股票市场的实践，所以这样使得我回国以后比较关注中国的资本市场。因为过去既没有理论研究，也没有实践，所以这样开始研究中国的资本市场。因为对伦敦市场，伦敦大家知道原来是世界上三大金融市场之一，对它的市场，通过撒切尔的私有化，后来自己在二级市场也有参与，这样就对伦敦市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股市就有很多的意见，发现有很多地方是你不理解的，看不明白的，这样就激发了我学术的好奇心，研究它为什么，我研究的第一个结论就是说中国股市是高度封闭、狭小的一个股权分置的市场。产生了一系列扭曲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拿西方成熟市场的东西，到这儿来就有很多东西不明白。那是97年，所以我97年写了关于股权分置第一篇文章。

　　股改解决了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根本性制度缺陷

　　刘杉：您认为股权分置一定会对资本市场造成重大影响，有很大的伤害吗？

　　华生：对，我当时用的题目是叫做一级市场，不是二级市场，一级市场股权分置这种局面会使中国股市构成日益增大的风险，使证券市场有症结，题目叫《一级市场的畸形结构使中国证券市场有症结》，这个缺陷会随着市场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后来写了这篇文章，在《经济研究》上，92年第一期发表的。从那之后就不断的研究这个问题，当时提出来没有人关心，大家那个时候炒股炒的很热闹。

　　刘杉：而且大家很多人反对要搞全流通，当时市场很害怕。

　　华生：那是三四年之后了，一开始提出来根本没有人关心，没有人觉得这是问题。到2001年国有股减持，国有股减持这个时候把问题提出来了，关于全流通的问题形成了激烈的争论。究竟是国有股减持的办法实现全流通还是用股改的办法实现全流通，如果含权A股，那就成了股改的问题，当时的核心就是关于A股究竟是含权还是不含权，在这方面我确实写了很多文章，论证为什么A股要含权，为什么国有股减持对中国市场的发展那么重要，很多人学小平同志说这些问题可以留给后代去解决，当时这种观点很多，我当时在01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国股市最大的国情，当然是不是这个说法稍微夸张了一点，当时就被人批评了，但是我就是为了突出。股改从05年开始，股改的命运很奇怪，试点开始的时候，1100点，最低的时候跌破了1000点，股改正式出来大家都骂它，当时我写那篇文章冒了很大的风险，登在中国证券报上，头版，就是说“市场转折的信号”，就是05年的5月10号，我说股改开始了，市场要转折了，牛市要来了。

　　刘杉：当时您做这个判断主要理由是什么？

　　华生：主要理由是基于我对中国股市股权分置的认识，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最大的弊端，中央下决心最后要解决它，它只会带来中国股市从制度产业上最大的利好，它只会推动股市走好，不可能把股市变坏。当时我为什么写那篇文章，就是基于这么一个认识。就像01年的时候，股市高点的时候，我写了慢慢熊市的信号。基于同样的认识，在05年我就敢说市场转折，当然前面也给了你信息，股价这么高的时候，大家都说好的时候，我当时判断是慢慢熊市，结果实践证明就是四年慢慢熊市，在这个时候由于中央决策要来解决股权分置，我认为这是市场的转折，我说过“熊市正在死亡的时候牛市还会远吗？”我说这个话很有意思，股改推出的时候，市场上是压倒性的批评声音占主导。股改顺利推进的时候，整个市场很狂热的相信股改可以带来十年牛市。等到股市大调整了以后，现在对股改的质疑声又起。你要问我的看法，我正好跟他们不太一样，股改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批评的时候，我是热情讴歌，我说这是市场转折的信号，06年5月10号我写的是“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那个时候从2000点，不到2000点，06年，在大家一开始不看好的时候我非常看好，因为这个制度在这里。等到07年中以后，从07年5月10号我写的文章是“市场过热的信号”，那个时候市场狂热的时候，我认为问题很糟糕，很严重，所以我接连不断的写文章，《市场过热的信号》，《市值远超GDP的虚胖与警示》，都是07年写的，那个时候我认为糟糕了，坏了，要出问题了。今天呢，大家都开始批评股改了，我认为股改挺好的，现在市场反而是相对风险已经小了很多了，大家变得更加现实了。当时我就说，记者来采访我就讲，我说如果市场变成这样，你们也不用做记者了，做什么也不如炒股票，但是如果各行各业都不去做的时候，这个股市还有基础吗。我记得当时好象也是在搜狐这儿，一万点的时候，几个人在这儿对话，说牛市一万点，当时我就批评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不能跟着市场股指的高低的情绪变化来做经济学的分析，那样的话会出大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股改是解决了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根本性制度缺陷，给中国股市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出现了股市回调，一开始我就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为这个话被人骂的狗血淋头，我说回调是正常的，健康的，我说08年8000点是没希望的，6000点能不能站住，也是很困难的。

　　股市不喜欢冷静的思考者

　　刘杉：股市不喜欢冷静的思考者。

　　从逻辑和实践上都无法否定股改

　　华生：对，我觉得今天来否定股改，不管从逻辑上还是从实践上都不能成立。为什么呢？股改的时候是1000点，现在多少点了？如果现在到了600点，你说股改搞坏了，现在起码有实践支持，股改1000点，现在2800点，股改不到三年是三倍，你怎么能说股改把市场搞坏了呢，实践不支持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我前面跑到6000多点，要是当时大家没有冷静的声音，政府不控制，那可能过了一万点了，一万点现在掉到2800点，那跳楼的人得多少啊。所以有很多东西出台的时候未必是大家当时就能够理解和欢迎的。所以我觉得从实践上，就是三年股指涨了差不多三倍，你不能说股改失败，从市场层面上来说。从理论和制度层面上来说，应该说现在中国股市的规模扩大了，中国资本市场跟国民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你看我们现在非常健康的现象就是说大家在讨论股市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是看中国经济，看通货膨胀，看企业盈利会不会下降，看国际经济，看美国经济。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成熟的标志，这是中国股市健康的标志，我们过去是什么？全世界大跌，我们天天疯涨，我们那个时候股市很狭小，我当时说像一个池塘，用水库都围起来了，别人惊涛骇浪，咱们没关系，那是不健康的，那是不自然的现象，那是不自然的，不是一个自然现象。那个时候我就说过，中国股市真正的跟世界市场连通了以后，那才真正的会经历大风大浪，你原来是一个小池塘会有什么大风大浪，那都是人为的造成政策的波动，现在我们看这个市场，大家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越来越从经济的基本面分析市场的走势，这是中国的股市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当然我们不能说它已经很成熟了，我们现在看很多评论就知道它还不够成熟，一遇到问题了他就要找别人的毛病，是不是股改搞错了，是不是什么啊，那是不对的。你想想一年前的时候，现在是7月份，那个时候我们大声疾呼这个市场要出问题了，一定要出事了，不能透支这个市场的前景，这样的话十年的牛市一年就走完了，今后九年怎么过，那个时候没有人听。

　　刘杉：那个时候会招来大家的谩骂。

　　华生：现在回过来都把自己的狂热给忘了，现在没有一个评论家出来说我去年太狂热了，我说了哪些错话，我应该听听冷静的意见，没有人说这个，永远是找别人的错误。

　　刘杉：学者是要承担责任，股评家是要对市场负责。

　　股权分置改革很成功

　　华生：我最近刚去当校长，两万人的学校，我也很忙，没顾得上，我也是有意识的不想做一些短期的评论，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正好发表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股改是很成功的。大小非是从股改一开始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还有一个问题，实际上大家现在讲大小非，实际上今天没有限售股大部分都不是大小非，严格讲这个名词是不对的，就是股改之前的非流通股那叫大小非，股改之后全流通发行的股有限售期那不叫大小非。在美国上市、在香港上市的，这也是正常的，就是发起人他有一个限售期，这一块已经比大小非的数量要大的多，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压力，主要的越来越不是来自大小非了，而是来自正常的限售股要进入流通期，很多人说大小非是中国的特殊问题，现在我要告诉你，大小非的数量不大，最大的数量是限售股，而限售股要解除限售进入流通，这是全世界的共同现象，你不要埋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很多人把这两个混淆起来，一说大小非，就说这是中国股改造成的后遗症。限售股是全世界都有的情况，一个股上市了以后，过了半年、一年，大量的发起人股东、股权就进入流通，这是市场的正常情况，除非我们还想回到过去股权分置之前的情况，我们永远停留在股权分裂，跟国际股市完全不接轨，非常不规范的情况，否则，面对着发起人股东流通是我们必须要进入的阶段，就像我们搞市场经济就会有它有问题的一面，但是你如果想搞市场经济你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特别说明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想搞一个规范的，跟国际上成熟的资本市场规则是相同的，是别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从而将来能够融入国际市场的这样一个规范的证券市场，那么你就要接受所有发起人股东经过限售期以后都可以流通，而且都应该流通。

　　刘杉：您对整个股权分置改革又做了一个总结。因为我们现在市场普遍对大小非的概念不是非常的清楚，很多人就把原来的法人股和限售股混为一谈，而且很多人提出要用非市场化的手段来限制这个，特别是您讲到大小非的流动性，您觉得应该限制它吗？

　　华生：我觉得过去宣布的限制都已经限制过了，现在显然不存在限制的问题，规范信息的披露对限售股的流通开辟一定的渠道，减少对二级市场的冲击，这些做法都是可以的，这在规范市场上也有。现在的核心问题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面对的越来越主要的是限售股恢复流通，不是大小非。大小非只是大家拿这个来说事，因为你不太好说限售股不能流通，因为香港、美国全世界都流通，你说发起人股不能流通，这个说不过去。那么就拿大小非来说，大家去算一下就知道了，现在的限售股当中大小非是少数。

　　刘杉：您有个大概的比例吗？

　　华生：有，现在大部分都是发起人限售股，而不是大小非。

　　刘杉：所以这部分的股价应该是跟公司的基本面和市场结合的比较密切。

　　华生：对，如果我们把它估值估高了那只能怪我们自己为什么在开始上市的时候估值估高了。

　　刘杉：您认为二级市场，包括一级市场的定价，IPO的价格，这个制度是不是有问题？

　　华生：这个我一直认为有改善的余地，去年我就一再讲，我们当时对市场价格，包括一些蓝筹股，包括中石油上市的时候被炒的这么高，跟我们IPO的制度规律是有关系的，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以中石油为例，当时在A股上市流通的部分只占2%、3%，当时出来只有1%点几，这么小的流通量就很容易造成上市的时候高股，如果你第一天上市的时候不是1%点几，而是10%点几，就是增加供应量，因为在全流通的市场上，你要看到你的全部股都是可流通的，你就不可以在一开始抛一个很小的量，就会把价格抬的很高，后来再供应，股价只能慢慢往下走，你上来抛个1%，一上来就那么高，随着慢慢流通，价格就不断的下跌，这说明还是有缺陷的。当时我就反复提，我们IPO制度初始上市的流通比要大大的增加，这样就使得他上市定价比较合理，比如说拿中石油为例，如果你首日上市量是当时上市量的十倍，可能当时就不是48，可能就是18，18到今天大家可能就没什么埋怨了，因为你也没亏几块钱，只是幸运的申购者少了，因为幸运的申购者他是18块钱用48块钱的高价卖掉了。就是说申购者的暴利没有了，而二级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大大减少了，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情况。我们市场不成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申购者有暴利，二级市场投资者有很大的风险。这是跟我们制度设计上有缺陷有关系的。当然也跟我们的投资者、投资机构投资理念不成熟有关系的。因为那些股要流通，他没有欺骗你，你是知道的。所以说这种情况的造成是两方面的原因，既有制度设计的缺陷，也有我们投资理念、投资文化的不成熟。

　　刘杉：谢谢华生教授！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

股市的救市争论余音尚在，楼市的救市争论就迫不及待地火爆登场。

这场经济对策争论的背后实际折射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但其社会影响已经超出了市场参与者的范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众群体兼为股票投资者和住房消费者，其自身对于股市和楼市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普通散户作为股市投资者，要求政府救股市的态度最为积极，而其作为住房的消费者，绝大多数人则反对救楼市。

如果说散户主张救股市和反对救楼市的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应该得到关注，那么开发商的意见主张也应该得到回应。救与不救是一回事，有没有反应是另一回事。政府和公众应该认识到，利益博弈将成为公共决策的常态，我们应该习惯听取不同意见，并在争论中求得公共决策的社会利益最大化。不过，比起散户的利益诉求只停留在舆论呼吁层面，房地产开发商的组织力则要强许多。有报道说，已经有两个房地产组织向宏观决策部门递交了政策建议报告，以寻求政策支持。从对决策的影响力看，开发商显然处于强势地位。

面对来自公众和厂商的舆论压力，政府到底会不会救市，是救股市还是救楼市，或者两个都救，两个都不救，社会迫切需要获得政策信号。

在我看来，政府既不会救股市，更不会救楼市。

在宏观经济调整过程中，股市和楼市泡沫的破灭无疑是政策调控和经济基本面变化的结果，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政府乐见市场回归理性，实现价格的软着陆。

先看看股市。股市维稳声音响成一片，这个声音反映出政府和市场参与者对于股市的共同期待。在未来经济基本面并没有严重恶化的情况下，股市的调整过度显然会破坏其正常的融资功能。因此，让股市能够恢复信心和重新走好，当是股市内在要求所在，但这种要求并不会引发所谓大规模的政府救市行为。

上证指数从去年最高的6124点，下调到今年最低的2568点，调整幅度高达58％，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上证指数从998点，两年多时间上涨了5倍多，再用半年多时间调整了58％。如果说这种情况属于正常情况，那就并不需要大呼小叫。如果说短缺内大幅调整不正常，那么短时间大幅上涨5倍的股市也是不正常的。用不正常的调整来对不正常的上涨进行修正，这是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都曾经历的过程。因此，与其强烈要求政府救市，不如认真反思股市疯狂上下的原因和教训，否则我们还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政府现在要做的当是完善制度，重新定位证监会的监管功能，提高股市市场化进度，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所谓以平准基金救市的说法并不足取，这种作法只不过让政府成为大庄家，让相关利益者获益，而股市在全流通条件下，最终还要实现估值体系的重建过程。

再说楼市。强调救楼市有两大理由，一是担心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导致产业崩溃，二是担心按揭者出现大规模断供现象，引发银行业风险。可以说，第一种情况发生的概率要大得多。尽管银监会表示要支持房地产企业的正常贷款需要，但在紧缩政策效力下，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短缺已成为普遍现象。无疑，房地产企业的行业调整已经成为必然，而这种调整是政策调控的必然结果，政府会静观其变，不会随意进行干预。务实点看，政府应该做的当是鼓励房地产企业进行兼并重组，规模化经营是房地产企业降低成本的一个现实选择。换一个角度讲，出口企业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政府都还要坚持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不变，何况过热的房地产投资了。至于断供问题，的确有些夸大其辞。从目前房价调整情况看，主要是深圳房价降幅较大，全国还没有出现普遍下跌情况。而深圳断供者又主要是炒楼者，为自己的投机行为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公平的结果。如果说银行房地产贷款有风险的话，应该主要是去年房价疯涨时增加的那一块。而统计表明，去年增加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其总合不到银行信贷余额的4％，如果把个人按揭贷款分解到深圳来算的话，比例会很小，而无力供楼者更是微乎其微了。所以，用断供来吓唬政府，恐怕是徒劳的。而从银行角度看，其一向都把按揭贷款当作优良资产来对待，现在刚刚出现一两个断供情况，如果就大呼风险的话，那么其是否具备基本的是非判断水平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就让人怀疑了。

如果说楼市断供者需要救援的话，那么在股市里已经损失本金70％的那些散户，是不是更需要获得救援？而股市散户受损者的数量，应该数万倍于断供者。

即便政府顾及开发商的利益，但又如何面对社会的普遍舆论压力，股市都没有救，楼市还会救？何况楼市的调整才刚刚开始。

抛弃幻想，面对现实，度过两三年的痛苦调整期，当是散户和开发商需要坦然面对的选择。

在汇改三周年之际，人民币汇率问题又面对着新的课题。是继续升值，还是停止升值？是继续小幅升值，还是一次性到位？这些问题，再一次成为舆论焦点。

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方式，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观点分岐。主张渐进式改革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小幅升值可以避免对出口企业造成太大影响，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温水煮青蛙，结果导致出口企业失去一次性的集体定价权并逐渐在互相价格残杀中失去竞争力。而在金融领域，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稳定，热钱就成为一个大麻烦。主张一步到位的学者认为，一次性升值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一次性的缺点是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大震动，同时一次性的幅度是多少，难以获得准确的判断和把握。

不论是小步渐进，还是一次性到位，这样的争论现在看来意义已经不大，因为渐进了三年的汇改成果，基本实现或者超过了一次性升值的幅度。尽管人民币汇率何时到顶尚难预测，但可以认为，市场对人民币升值进入下半场的判断基本达成共识。

那么现在需要确定的是，人民币是否需要最后的一跃？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008年7月22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219元。这个价格离短期终点还有多远，难以判断。不过，以大多数人感觉，人民币破6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人民币应该有最后的一跃，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汇率。当然，进一步升值必然会给出口企业带来进一步的影响，但平衡进口部门和出口部门的利益，综合考虑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和国际收支平衡因素，人民币应该再有一次升值过程，但这个过程宜短不宜长。

如果说，汇改开始时对升值方式无法把握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现在则需要决断，因为最后一跃的升值幅度相对容易控制。

一旦人民币升值能够到位，则热钱和中小企业的困境问题，相对就能得到缓解。国家发改委曾经对出口企业做过调查，一些竞争力差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获得竞争优势，出口利润较低，因而人民币升值及降低出口退税，对其负面影响不小。而一些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则希望对升值幅度能够有明确预期，以便在出口定价过程中获得主动权。

从抑制通货膨胀角度看，人民币汇率经过一次性升值，不仅可以减缓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还可以抑制热钱的流入，减少资产市场的不确定性。那么，在汇改即将告一段落之际，人民币是不是需要主动一跃，这是一个需要管理当局回答的课题。

从近几日中央领导的调研讲话看，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几个答案。一个是贸易政策基本稳定，一个是中小企业会受到支持，一个是政府期望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不会改变。以贸易政策而言，继续降低出口退税率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一些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可能得到适当退税支持。政府在关注中小企业困难同时，更希望企业能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以实现借汇率改革而推动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目的。从这些看，政府固然可以在税收和资金方面支持中小企业，但不会为中小企业而停止升值。

长痛不如短痛。出口企业已经经历了三年痛苦，人民币汇率如能最后一跃，则出口企业或许能够获得解脱。当然，能够找到实际汇率的均衡点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无论是政府和学界都认识到，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经济转型过程中，出口企业必然要经历痛苦过程。不过，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使得这个转型过程更加艰难。美国次贷危机，石油价格大涨，原材料持续涨价，劳动成本提高，当这些与人民币升值无关的因素牵扯进来后，一切都变得更糟糕了。

最近对浙江和广东的一些调查表明，中小型出口企业已经出现大量倒闭现象。能否在这一轮经济调整中活下来，可能是大多数企业的最高目标了。

从整个贸易情况看，出口减速是不可避免的。商务部7月1日发布的最新统计表明，1－5月，中国出口为1205亿美元，同比增长28.1％。同期进口为1002.9亿美元，同比增长40％。在进口增速高于出口增速同时，贸易顺差则同比减少8.6％。

而从出口地区比例看，对北美的出口比例下降了2.4个百分比。对北美出口比例的下降，表明美国次贷危机的确给中国出口产业带来了影响。而从出口的企业类别看，私营企业出口所占比例仍然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外资企业。所不同的是，外资企业今年1－5月的出口增速高于去年同期，而私营企业则低于去年同期。去年前5月外资企业出口增速为24.5％，今年为27.9％。私营企业去年前5月出口增速为49.5％，今年则为35.4％。而国有企业出口增速同比也出现下降，但集体企业出口增速则同比上升。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出口增速的变化看，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涨价对外资企业的影响要小于私营企业。其原因恐怕在于外资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人民币升值实际与石油和原材料涨价进行了对冲。而私营企业，特别是江浙一带以生产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等消费品的企业，其出口实际受到了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由于外资企业出口份额占到中国出口额的一半以上，可以认为，中国出口问题尚没有受到全面影响。

面对私营企业的出口困境，中国的贸易政策该如何调整？

私营出口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出口退税率下降，劳动成本上升和融资困难。

有学者提出，为了中小企业生存，当停止人民币升值。不错，人民币升值是导致私营企业出口困难的原因之一，但单纯的停止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除中小企业面对的危机。

有学者提出，为了中小企业生存，当停止人民币升值。不错，人民币升值是导致私营企业出口困难的原因之一，但单纯的停止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除中小企业面对的危机。由于今年以来进口增长较快，特别是铁矿石涨价和油价等持续居高不下，人民币若停止升值，将加大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而进一步影响到私营企业。由于加工贸易占到一半，因而，汇率对这部分企业的贸易影响不大。

所以，不能简单地停止人民币升值，倒是改变升值方式或许可以成为一种选择。

事实上，一些私营企业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困惑不仅在于成本问题，而且也包括升值预期问题。由于人民币小幅升值，使得私营企业在贸易谈判时，无法进行准确定价，导致出口价格跟不上升值速度。实际上，让外贸企业能够有升值幅度的准确预期，比停止升值更重要。综合影响中小企业出口的多种因素看，不能以停止升值来维持出口。因为停止升值会对中国进出口产业产生全面影响。届时，不仅中小企业受到影响，其他企业也会受到影响。

当然，政府不能对中小企业遇到的困难熟视无睹。我以为，政府应该坚持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同时，对中小企业施以援手。对于困难的出口企业，政府可以采取两方面的对策。一方面在出口退税，贸易信贷方面予以扶持，以帮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另一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向内需型过度。对于转型企业，政府不妨实行两三年减免所得税的政策，以让其能够生存和发展。

    刘纪鹏与李青原的争论其实是个伪命题。

　　股价是否应该成为判断股改成功的价值标准，刘纪鹏与李青原有不同的判断。其实两人说的都对，两个人说的也都不对。

　　因为真理是相对的，标准是多样的，看你选择如何。

　　股价是一个动态的价值体系，对股价的走向不能以时点价格做判断，而应看政策出台必然的结果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结果就是非流通股进入市场流通，市场的股票供应量预期增加了，那么在公司质量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改革的结果必然是价格中枢下移，这与卖大白菜没什么两样。市场就是市场，市场自有市场的规律。

　　从这点看，不能因为股价下跌了，就认为改革失败了。

　　但市场逻辑的结果与现在的股价状况也应该不同。如果说改革发生了，预期也会成功，那么股价应该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波动后会逐渐启稳，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再重新选择方向。但现在是市场没有方向，市场没有信心。

　　原因在哪里，在于改革的理论基础不对，证监会提出的方案有问题，市场出现无效率状况。

　　就像李青原所说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不会有错，改革方向也没有问题。但改革的办法不对，这个错误出在证监会，错在制定方案的人水平不高。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

　　证券市场出现的股权分置的制度缺陷，是制度本身造成的。受害者除了流通股的投资者，也包括非流通股的持有人。二者所处地位不同，他们的财务收获和经济损失也不同。由于制度扭曲，导致同一个市场中，不同的投资者处于不同的地位，拥有同一个公司的股权，但获得的资本利得不同。非流通股持有者因为得到了制度倾斜，导致自身获得了非公平的收益。这个责任并不在非流通股本身，而是制度造成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现实。

　　如果承认这是现实的话，那么解决制度缺陷的问题，自然应该由缺陷的制造者解决，制度造成的分配不公平，自然也应该由制度进行重新分配。

　　我想强调的是，是制度解决，不是市场解决，尽管市场也是一种制度。

　　我在这里说的制度，就是政府提供的单一的解决制度。也就是说，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不应简单地由资本市场自身解决，而是应该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由政府强制解决。按照林毅夫的制度经济学语言的表述，就叫做“强制性制度变迁”，即政府在平衡各方利益基础上，强制进行制度改革。

　　可以认为，全流通的推动，就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过程。方向没有错，但制度变迁的函数选择，忽略了政府变量的作用，也没有顾及市场的效率。

　　按照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解决股权分置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规定统一的股权再分配办法。简单讲，就是政府要求非流通股全部进行缩股，比如，测算一个合理的标准，提出三个档次。如，绩优股缩股10％－30％，绩差股缩股30％－50％。这样，标准是统一的，执行是强制性的。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公司上市实行的是统一标准，股权分置也是统一标准造成的。因而，解决的办法必须是政府的强制性执行。这才是公平与效率的结合。

　　遗憾的是，证监会回避了主要矛盾。

　　目前这种由公司自己提出方案，由小股东投票表决的办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是打着市场的旗号，干着违背市场原则的事情。在资本市场里，应该是大股东用手投票，小股东用脚投票。但目前执行的股改政策却是大股东用脚投票（要流通），小股东用手投票（要决策）。结果很简单，市场被搞乱了，市场无效率。

　　如果说，制度创新也有市场供给的话，证监会提供的制度产品则是质量低劣的产品，也是违背制度市场供给原则的。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06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

GDP增长速度达到10.4%，应该说比预期的好。而从产业看，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11.3%，回落2.4个百分点，为三大产业中增速回落最快的，表明工业生产增速减缓，应当引起注意。

今年上半年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了7.9%，其中，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7.1%，较上月回落了0.6个百分点，但CPI的下降还不能说明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另一个影响物价走向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则继续走高，6月份上涨8.8％，而5月份为8.2％。PPI的继续走高，将在下半年传导到消费价格上。此外，由于各界对放开价格管制的呼声日高，不排除在奥运会结束后，会出现新一轮资源和能源价格调整。在未来半年内，通货膨胀局势依然严峻。

统计数据在给我们带来安慰的同时，也表明下半年经济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除了通货膨胀外，美国新一轮次贷危机导致其经济前景不妙，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产业。

如何在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增长方面平衡好宏观政策，当是经济管理当局最头疼的问题。

从抑制通货膨胀角度看，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该放松。央行日前发布的上半年金融运行报告显示，货币政策初见成效，特别在货币发行量和银行信贷方面，增速得到控制。不过，尽管市场利率水平有所上升，但存款利率依然是负利率，货币价格扭曲严重。选择适当时间加息，当是一个必备的选项。由于美国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2.5％，大幅高于预期，因此，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面临选择。不管美国政策如何，中国央行都应该充分考虑到价格工具对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

在坚持从紧货币政策同时，稳健的财政政策应该适时进行调整。在大家普遍感到经济不好的时候，财政收入却大幅增长，这似乎给出了一个矛盾的信号。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达到30％。如此高的财政收入，很难让人觉得企业会经营困难。财政增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小企业生存困难也是事实。在外围经济不好，国内可能滞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面对的不是增长问题，而是生存问题。如果大量中小企业由于成本和资金问题而倒闭，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就业问题如何解决。每年新增1000万人的就业压力，只有中小企业发展了，才能缓解。

为了让中小企业能够生存和增加就业机会，稳健的财政政策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这就是减税。

减税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刺激企业增加供给的有效政策手段。在给企业降低税收同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及取消利息税，都是积极的政策选择。在以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维持经济增长，当是政策组合的最好配置。

央行7月14日公布的2008年上半年金融运行状况数据显示，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突破1.8万亿美元，达到18088亿美元，同比增长35.73%。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2806亿美元，同比多增143亿美元。6月份外汇储备增加119亿美元，同比少增281亿美元。

不过，上半年的增长速度已经趋缓，同比仅多增143亿美元。6月份外汇储备增幅下降较大，少增部分是新增部分的两倍多。外汇储备增长减速，表明出口减少，其是否也意味着热钱并不看好中国？当然，一个月的数字难以说明问题，但究竟热钱有多热，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话题。

热钱话题之所以热，其原因除了人们对股市和楼市高度关注外，也源于学者们不断在媒体上发表“一鸣惊人”的观点。

6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专家张明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称在一定的经济学模型假设下，流入中国的热钱已达惊人的1.75万亿美元，超过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存量。

媒体对这个结论做了新闻报道，并成为焦点话题。

不过张明所谓的“一定的经济学模型假设”存在问题。学过现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假设条件不同，推论结果大相径庭，而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也并不一致。从媒体报道看，张明的假设条件不够严谨，例如其把直接投资收益也当作热钱看，应该是一个不合理的假设。

热钱一般是指在金融市场快进快出的短期资金，其以获取利差、汇差和资本利得为目的。因此，热钱是一个金融用语，而直接投资则是国际贸易范畴的概念。尽管有热钱以贸易方式和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中国，但你不能把全部直接投资收益都当作热钱，这就如同大象有四条腿，看到了大腿，就说这就是大象。如果仅仅从媒体报道看，张明的报告应该是一个不成熟也经不起检验的学术论文，但媒体把他的结论放大了，又成就了一个“著名学者”。

由于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如何界定热钱和其真实数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热钱快速流动的前提条件是资本项目开放，外资可以自由兑换本币。否则，热钱难以实现快进快出的套利模式。当然，一部分国际游资也会利用各种渠道，以非资本项目下的资金名义流入一个国家，这些资金往往在股市和楼市上进行投资，获取高额回报。以前股市中经常讲香港的“过江龙”资金，就是指的这种游资。但这种通过非正规渠道流入的资金，往往数量并不大，而且难以快速离开。

从金融安全讲，非资本项目下短期资金的流出，不会对中国外汇市场构成威胁。媒体在热炒热钱话题时，常常以越南和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举例。事实上，这些国家所经历的热钱冲击，绝不会在中国发生。

主要理由有两个，一个是中国没有开放资本项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热钱不能合法流入和汇出。即便有一些非正常资金，在获利后要兑换成美元，也需要通过非正常渠道。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不会在瞬间产生对外汇市场和汇率的冲击。

其次，中国有高额的外汇储备，而且中国不会在短期内出现直接投资环境恶化的情况。导致小国出现外汇市场动荡的直接诱因往往是其在固定汇率条件下开放了资本项目，而且外汇储备并不充足。在这个条件下，东道国的经济形势一旦发生逆转，境内的热钱就会流出，由于当地政府要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就会快速消耗外汇储备，实在撑不住了，最后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促使本币大幅贬值。如果政策协调得好，本币贬值后，还能刺激出口，重新增加外汇储备。而政策处置不当，则会导致全面的经济危机。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而实行货币和财政双紧政策，致使其经济雪上加霜，进入全面衰退。辛辛苦苦几十年，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馊主意，一觉回到解放前。

可以说，抛开对热钱的严格定义，以获取资本利得为目的的短期游资在中国也有不小数目，但绝不会如张明所夸张的那样。对于张明“石破天惊“的结论，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而大加炒作，一些不明就里的评论家和研究人士随意引用，除了在股市和楼市中制造噱头外，其并无理论和决策价值。

在关注宏观经济数据同时，学者和官员也注意到微观经济基础的变化。由于中央领导频繁调研东部民企经营状况，各界开始解读政策走势。而一份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11日发布的最新统计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热度”正在下降。

　　这份《1－5月各地区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指出，2008年1－5月，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个地区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加值分别增长19.25%、18.77%、20.84%和15.71%，西部、东北、中部三个地区快于东部地区。

发改委地区经济司指出，这个增速与上年同期相比，除东北地区增幅提高0.16个百分点外，其他三个地区分别回落1.84、1.23和3.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下降明显。

东部地区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应该与其经济对外依存度高有关。人民币升值和世界经济不振，加上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增高，出口导向型的东部企业必然面临成本压力。加上货币政策紧缩导致的资金紧张，使得大量民营企业面临生存考验。

在民营企业面临生存压力同时，全国每年还要有10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需要解决就业问题。通货膨胀和经济放缓，可能同时考验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经济滞涨情况，应该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注意。

从以往宏观调控情况看，由于缺乏预见性，政策出台常常滞后，其调控效果也并不理想。因此，面对最困难的一年，宏观管理当局早调研，早决策无疑是明智的。

在我看来，宏观调控应该统筹政策，避免专业部门的政策效果出现对冲。在经济面临滞涨时，中央政府应该采取“两松一紧”的政策。

所谓一紧，就是继续保持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过，紧缩政策的调控工具应该改变。也就是说，放弃数量型的调控工具，如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而改用价格型的工具，即加息。央行应该在某个合适时间继续加息，对称或者不对称加息均可。加息目的就是逐渐纠正货币价格的扭曲，降低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当然，加息会刺激热钱流入，增加货币供给。不过，热钱的流入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如果外汇管理局能够加强热钱监管，也能避免一些不确定性出现。

加息可能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但对大多数民企而言，由于信贷困难，实际并不能贷到钱。

所谓两松，就是松信贷管制，松财政政策。

先说松信贷。由于银监会一直执行信贷管制政策，使得商业银行在前5个月就基本发完了全年的贷款。而在有限的额度内，信贷都给了大企业，中小民营企业很难贷到款。因此，松信贷，不是给大企业贷款，而是建立中小企业专项贷款。向中小企业贷款的目的是增加就业。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看，只有中小企业才是提供就业的主渠道。一般而言，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应该占一国经济就业水平的90％以上。所以说，支持中小企业，就是为中国经济提供持续增长动力。再说，大企业还可以通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融资。

而松财政，则是减税。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欧美国家出现了经济滞涨情况。当时的美国政府就是采用了供给学派的理论，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加供给，从而造就了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面临滞涨情况下，大规模给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减税，当是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特别是减缓加息所带来的成本压力的有效办法。

因此，在目前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和增长减缓双重压力下，在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同时，通过定向放松信贷和减税，可以起到抑制通胀和刺激增长的双重效果。

宏观调控迫切需要出台新对策。

3万5的广告费，对于徐滇庆来说，算不上是一个大数目，不会太心疼。不过，徐滇庆也不是一掷千金的主儿，否则他会登个整版广告了。我一直觉得老徐有点悬，做学问不踏实。以前在他煽惑民营银行时，我曾经写文章调侃过他，好在徐教授不计较。

专家们经常放狠话，这符合娱乐时代的话语要求。这年头，在论坛上说房价的专家们都和超女差不多，所以大家别太认真。徐滇庆输了，很多人心里解气。其实，徐滇庆比易宪容强多了，易宪容忽悠起来连自己都整不明白，整个一个说评书的，哪像学过正经经济学的人。只不过老易赚钱大家都开心，因为大家喜欢听，就像股市里说上八千一万点的股评家一样。

说是徐滇庆不心疼银子，其实徐滇庆也挺窝火的，老徐赚俩子容易吗？放着加拿大的好日子不过，天天在国内跑，什么场子都走，又不是白求恩。好不容易混个脸熟，结果被媒体忽悠了一个“赌”出来，这个“赌”是天上掉下来的，心里那个“堵”可是自己的事。老徐啊，别想不开，钱不值钱啊，房子才值钱，现在票子多毛啊。

很多人说徐滇庆代表了开发商的利益，也许有这么回事，也许还真没有那回事。

徐滇庆一直认为房价要涨。他的理由是房价问题就是货币问题。坦率讲，老徐说的不无道理。两年前的夏天，我和徐滇庆一起在新浪网谈房价问题，他就认为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投资房产可能是最好的方式。我当时认为，在国家推出政策性住房制度后，房地产市场被分割为保障性住房和市场化住房两块市场，因而，房价走势在两三年内会下降，所以我劝大家等等看。徐滇庆则认为，因为流动性过剩，居民为了保值增值，一定会投资住房，这是通货膨胀背景下最优的选择。所以，房价在短期内一定上涨，要买房赶紧买。事实的确如此。在随后的一年内，房价果然出现爆发式上涨局面。从这点看，你不得不佩服徐滇庆的确有点水儿。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徐滇庆从货币出发，预见了房价短期内上涨。但如果徐滇庆能够踏实下来，就会发现，正是货币问题，成为房价下跌不可抗拒的因素。

为什么这么说？从货币角度出发，房价上涨是因为流动性过剩，买房子是为了保值增值，以避免通货膨胀带来资产损失。也可以说，徐滇庆对于房价推论的前提是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以静态看，徐滇庆观点是对的。但如果以动态看，徐滇庆推论的前提条件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现在发生了。那就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中央政府必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紧缩的结果是，市场中的流动性减少了。在货币供给和信贷政策双紧后，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市场的低迷，必然导致开发商融资困难、资金紧张，其结果必然促使开发商改变囤积土地和住房的既有策略，加快住房的提供，从而使市场供给增加。而加息产生的购房成本不断上升和对加息的预期，必然也会使自有资金不多的“保值增值者”放弃住房投资，从而减少住房需求。供需格局的改变，必然促使房地产价格发生逆转。这个观点我多次表达过。房价问题就是货币问题，只要你真的紧了货币，高房价问题，就可以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

很可惜，徐滇庆发现了问题的本质，但他只看到了硬币的一面，忘记了硬币还有另一面。所以，我认为徐滇庆不一定是开发商的代言人，而是自己太飘了。又是加拿大的终身教授，又是北大的客座教授，徐滇庆太忙了，哪有时间做学问啊。再说，北大本来就不是做学问的地方。

在专家娱乐化的今天，徐滇庆也难以免俗。成为娱乐明星和“口力劳动者”，是很多专家自觉不自觉的选择。

不过，徐滇庆不服输。他又说了，热钱不断进来，有可能又会炒高房价。我想，这话会让开发商们不高兴。既然热钱还会炒高房价，那就没有必要“救楼市”，否则不是给热钱抬轿子吗？！再说，既然热钱炒，那就再等等呗，让热钱来救市。如果潘石屹再嚷嚷救楼市，你就告诉他，徐滇庆说了，不让政府救，他救，他有热钱。